该法授权公安部门建立禁止在中国运营的“不受欢迎的”组织名单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龚刃韧：《纽约时报》经历的两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宪法诉讼说明，在遏制总统及政府滥用权力上，新闻出版自由和司法独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公益人才让多吉：《慈善法》草案中“管理费”和“合作公开募捐”的规定，可能为政府和官办慈善公益组织留下腐败空间。慈善组织行业约束和信息公开才是重点。

迈耶霍弗曾在律所工作，后来转行开了一家专为律师服务的心理治疗所。迈耶霍弗认为，自己的律师经历让他更能理解律师光鲜表象下的辛酸。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刘远举：为何一个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政策在出台前一点风声都没有？宽马路、大小区、大院子正是产权保护和公民权利低下的产物。用导致错误的方法去纠正这个方法犯下的错误，结果很可能不是改正了这个错误，而是加重这个错误。小区到底打不打开，政策最终应由城市居民自己来选择。

FT中文网公共政策主编刘波：当前中国最需要的不是心态开放、能接受政府随意“拆墙破院”的民众，而是心态开放的政府，以尊重市场规律、城市规划原理而不是“拍脑袋”方式决策。

龚克：面对恐袭风险，法国社会党政府提出修宪动议，考虑对可能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双重国籍公民褫夺国籍，引发各派激辩。此事对中国有何启发？

FT中文网撰稿人刘波：集资诈骗罪废除死刑说明，专家与大众并非对立，而是法治改革的盟友关系。在死刑适用范围缩小后，死刑执行中暴露出的问题将变得日益突出，而这些难题的缓解需要依赖社会的合力。

作家谢宏：在新西兰，交通伤害赔偿都由政府机构ACC支付，纳税人每年需交纳这项税费。法律条款的目的应是引导民众向善，否则就应该修缮。

Trusted Sources中国总监芬比：中共四中全会公报强调“法治”建设，但其实中国盛行的是“法制”，中国领导人仍在坚持以法律约束民众的法家传统。

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理事邓聿文：让亲人互相检举揭发，无疑会摧毁正常的伦理亲情，不但给个人家庭，也给整个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文革就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天则研究所区域发展研究中心赵旭：五年前仓促的食品安全立法目前面临大修，但政府角色仍未重新界定。应在信息充分披露基础上让市场自行选择，政府充当裁判者。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守英：中国改革的成功逻辑是，先有底层实践，对不合理的政策与法律进行突破；再有决策层的认可与改革；最后是法律修改与法制化实施。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项目研究员刘远举：在中国现实语境中，一个因人而异的恶法比一个一视同仁的恶法更恶，希望通过特权阶层绕过恶法来消解恶法，是缘木求鱼。

FT专栏作家库柏：同性婚姻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得到法律认可，为左翼人士指点迷津：他们需要学会使用右翼的措辞。比如保守主义者爱谈“家庭价值”，支持同性婚姻的人也可以打家庭价值这张牌。

FT专栏作家哈福德：防御性的专利政策看似务实，但它成本不菲，并且存在限制。一波波的防御性专利申请让专利局应接不暇，导致专利质量低下。

FT专栏作家约翰•凯：概率思维在应对复发事件或重演的历史时是不可或缺的，但面对特殊事件和没有确定答案的问题时，它却往往无能为力。

FT专栏作家斯卡平克:过去这一年中发生了两件事情，都涉及过境问题，一件发生在北京，一件发生在阿联酋的阿布扎比。两件事都凸显出法治的重要性。

意大利法院判处未能准确预测地震的科学家犯有过失杀人罪是一项错误的裁决，法院应该有更好的方式来安抚拉奎拉居民的不满。

索罗斯和阿比德：我们应该感到欣慰的是，全球贫困人口已经减半。但如果我们不能加强发展中国家的法治，这些成果就可能付诸东流。得到法律赋权的公民既是民主的保障，也是民主的生命线。只有在人人都能使用法律武器的时候，世界才能战胜贫困。

这个世上适用于富人的法律是一套，适用于穷人的则是另一套。当伦敦金融城警方决定不对JC Flowers前英国首席执行官进行欺诈调查时，你还能得出什么别的结论呢？